亞歷山大.葛量洪爵士 (Sir Alexander Grantham) 是少數政績輝煌的香港總督之一。在他的十年任期內（1947-57），大量難民湧入十里洋場，他的對策是大興土木、馬不停蹄的建造廉租屋、徙置區、醫院、學校。葛督夫人慕蓮女士(Lady Maurine Samson)在美國中西部小鎮 (Lincoln, Nebraska) 出生和長大，擁有美國女性開明、敢作敢為、尊重宗教和教育的個性，對葛督的施政亦有所影響。筆者和許多同齡者是間接受益人。例如，1950年代初期，浸信會顯理中學設在羅便臣道64號一幢舊樓內，1954年慕蓮夫人來校訪問後，港府馬上在半山柏道33號撥地、撥款興建新校舍。（1961-63年，筆者在顯理念初中。黃維樑比我高二屆。該址現為聖士提反女校小學部。) 同一期間，聖公會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Owen Hall) 提議在會督府和聖保羅堂之間建立崇基學院，港府亦馬上撥地撥款協助。崇基學院在1951年成立，1955年遷移新界馬料水，同年港府批准在同址開設私立基恩小學，1957年加設下午校，改由教育司署按年補助津貼經費。
基恩的校名撮自《基督精神、恩澤人群》。
下午校開辦時，小五一班、小四两班、小三至小一各三班。每班30-40人。上課時間是下午一至五點半，分七節。
1959-61，我在中環鐵崗基恩小學下午校念小五、小六。念了三年，因為念五年級的成績欠佳，留級再念。同屆畢業的麥洛新兄由1957年開始入讀下午校。(家兄鴻泰1958-59年度在基恩午校念了一年六年級，畢業後升讀新設立的巴富街官立中學。)
基恩小學現在位於荷里活道109號(1996年9月遷入)，[1]但是它在1955年創立時的地點是在中環鐵崗，即今天的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
| Source: Unknown. |
上圖中部的建築、現名" 聖公會明華神學院莫慶堯樓"的部分，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創始時的校舍[1954-56]。[2]我念書時，該部分便是以”崇基[樓]”為名，[3]其頂層（照片中可見到）是員工宿舍[4]，下一層是六甲班課室，再下一層是我念過的六乙課室。六乙下面的是寬大的、斜坡型的音樂教室。（其時音樂課似乎是甲乙班一起同上，我坐在最後一排，每星期來上課一次的陳錫光老師記不住我們的名字，便以"花名"呼喚。我被喚作"長頸鹿"。[5]）
圖右的混凝土新樓、現名" 約翰馬利樓" ，是基恩小學低年級課室所在; 一年級在第一層，五年級在頂層。樓下通常有六張乒乓球桌。
左邊的舊樓（現名"鄺廣傑樓"）以前是聖保羅書院(男校)，我念書時是教員辦公室，校長辦公室在樓下左側。
 |
| Source: http://travel.sina.com.hk/news/422/3/1/62072/8.html |
 |
| Sourc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
聖保羅書院奠基石，位於聖保羅堂副堂和約翰馬利樓之間，1910年3月11日由港督盧押安放。攝於1998年8月。
舊樓後面是會督府和聖公會牧師辦公室。
前身是聖保羅男校原址的舊樓是教員辦公室，學生們很少到那裡去。我記得去過二次。第一次是霍寶源老師找我去談話，原因已經記不起來，只記得我說了一句話，霍氏便厲言疾聲的說："你重敢搏嘴？" 第二次是蕭姓女同學誤會我嘲笑她高瘦，向當時擔任五年級的班主任蔣氏投訴，說我嘲弄她。蔣班主任褊袒女同學，讓我看操行表格，給我記大過。我感到百辭莫辯、很委屈，便在教師房中號啕大哭起來。恰巧杜祖貽老師經過，聽到哭聲而詢問原因，"知錯能改，以後不要再犯了。" 他沒有要求我認錯，卻導致蔣班主任一邊重覆他的說話，一邊悻悻然把表格撕掉。[6] 有了這兩次經歷，我把舊樓視為避之則吉的鬼屋。
基恩上午校校長是黃乃漢先生(燕京大學畢業)，我們每天在中午排隊進入校門時，往往見到他身穿深色西裝，笑容滿面、和藹可親的送別上午校的學生。他和我們下午校學生沒有來往。
後記2：本文的節本曾由麥洛新兄請石鏡泉先生刊登在香港經濟日報2017.6.10-11.頁B4。謹向二位先生致謝。
前身是聖保羅男校原址的舊樓是教員辦公室，學生們很少到那裡去。我記得去過二次。第一次是霍寶源老師找我去談話，原因已經記不起來，只記得我說了一句話，霍氏便厲言疾聲的說："你重敢搏嘴？" 第二次是蕭姓女同學誤會我嘲笑她高瘦，向當時擔任五年級的班主任蔣氏投訴，說我嘲弄她。蔣班主任褊袒女同學，讓我看操行表格，給我記大過。我感到百辭莫辯、很委屈，便在教師房中號啕大哭起來。恰巧杜祖貽老師經過，聽到哭聲而詢問原因，"知錯能改，以後不要再犯了。" 他沒有要求我認錯，卻導致蔣班主任一邊重覆他的說話，一邊悻悻然把表格撕掉。[6] 有了這兩次經歷，我把舊樓視為避之則吉的鬼屋。
基恩上午校校長是黃乃漢先生(燕京大學畢業)，我們每天在中午排隊進入校門時，往往見到他身穿深色西裝，笑容滿面、和藹可親的送別上午校的學生。他和我們下午校學生沒有來往。
主持下午校校務的是何世明牧師的太太林錫棠(中山大學畢業)，她的職位在文件上是"校務主任”，我們尊稱她為"林主任"。她負責教我們的聖經課，在班上用優雅的語調喚我們的名字，而不是跟隨其他老師的連姓帶名的叫我們。此外，每天放學前，我們在操場排列，林主任站在辦公室前對我們講話和報告校務。（她在講話中，往往提醒我們說："崇基樓的課室要靜一些，避免會督府投訴。"）每星期三，全校到聖保羅堂正堂做崇拜，林主任負責講授各種做人之道和禮儀，例如吃西餐的規矩 (table manners)。她體恤家境窮困的同學，說：”校服補丁唔緊要，只要乾淨企理就好。” (畢業典禮在聖保羅副堂舉行。副堂的一邊雪白的牆壁上寫有"伍廷芳堂"楷體大字，我當時問某老師"伍廷芳是誰"，老師敷衍答說"有錢佬"。我受好奇心驅使，查出了伍廷芳曽是清廷駐美公使、聖保羅書院校友、捐款建造聖保羅堂。副堂以前是聖保羅男校課室。)
印象最深刻的教師是六甲班主任杜祖貽。杜師除了全校知名的書法之外，他的一舉一動都備受矚目。他的衣著簡單整潔筆挺，一般是短袖白恤衫、灰色西衭、擦得光亮的黑色皮鞋，臉龐十足像小說家筆下的"面如冠玉、英氣逼人”。他在校內挺腰健步行走，總不忘和我們打招呼，讓我們有"如沐春風"的感覺。杜師當時的年紀，我們小毛頭哪有膽量過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比其他的教師年輕（後來知道是22歲 ），而他教的是全校最高級的精英班。他教的六甲全班參加小學會考，合格者接近百分之百，可以進入聖保羅男女中學和其他官立中學。杜師在我畢業後不久便到美國深造，成為國際知名的教育家和學者、密西根大學教育學教授和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創院院長。
杜師教我《自然》和《健康》課，而他的專長是國文和歷史，他在課堂上的聲調聽來好像在教《古文觀止》。國文根底深厚的杜師很注意我們的錯字別字，一筆一畫毫不放鬆，以《說文解字》為根據，反覆說明正確的寫法，短短三年內給我打下了結實的基礎，終身受用不盡。有一次大考，我們五年級和六甲英文班混合在一起考，英文女老師有事遲到，杜師代替葉露芬老師解釋試題，他搖頭晃腦，用”之乎者也、起承轉入”的聲調念英文，和葉老師的溫婉清脆聲音南轅北轍，我們禁不住全體吃吃笑。
杜先生教的《自然》課相當於科學初階，《健康》課相當於衛生常識。他上《健康》課要求我們在他進入教室前把手帕放在書桌右上角，並把雙手放在桌上讓他檢查指甲是否整齊清潔。他教《自然》課鼓勵我們發問，不限於課程內容。有一次，我"考"他：為什麼每輛汽油車後面拖着一條鐵鏈保持在馬路上拖動？杜先生說，"問得好，但是我不知道答案。" 區區毛遂自薦，說，"那是因為汽油在汽油車行駛中可能產生靜電，鐵鏈像避雷針一樣，把静電引導致地面散放，避免汽油和靜電火花觸發爆炸。" 杜師說"言之有理。" （那時我愛"考"老師，有一次"考"地理女老師："赤道係緯道第幾度？"她說"不知道，等我查一下再告訴你。"）
畢業時，我得到六年級作文比賽第二名， 班主任張倬文老師私下對我說，應該是第一名，但是書法欠佳[7]，而且要給杜先生面子，所以把第一名讓給六甲某同學。記得那篇作文寫的是畢業生快要離開母校、臨別依依的懷戀和落寞心境; 例如五、 六年級去娛樂戲院看《聖袍千秋》，我覺得傷感，因為那是最後一次和同學們看電影。
我的寫作自從五年級開始便得到老師的青睞，作文經常得到表揚，也經常和老師抬槓。例如五乙班主任在班上讃揚某女同學全篇作文以四字成語構成，我內心卻反駁說：這樣寫文章思路必受成語侷限，不便自由發揮，容易寫成八股文。我在六年級又試用粵語作文，結果被張老師把這種寫法和我的書法一併批評為"鬼畫符"。
那時老師教導學生作文，要從草擬大綱開始。我則胸有成竹，一揮而就。六年級的作文考試，監考的張老師走來走去，然後站在我旁邊看著。當時作文是用毛筆和紅格紙由右至左的寫，每名學生只給兩張紙，每張五百字。同學們寫滿一張已經困難，而我很快寫完兩張，要求加紙，而且聲明要加兩張。張老師拿紙來時，不忘刺我一下，說："你在寫書嗎？"
另一方面，我是出名的頑劣學生。小六畢業時，張倬文老師把成績表遞給我的"臨別贈言"是："你的學業成績是甲等，操行是丁等，但是丁等太不好看，丙等也不好，所以我把操行改為乙等。"[8]
筆者愚鈍不才，進不了六甲，只能念六乙，班主任是培正中學出身的張倬文老師。六乙沒有資格參加會考，但是可以參加各間中學的入學試。我和兩位同學參加過聖保羅男女中學和青年會中學的入學試，結果全軍盡墨，被張老師駡得無地自容。[9]
沒資格參加會考（無論小學中學），當然臉目無光。當時六乙班有一個同學被"提拔"到六甲班去參加會考，但是會考落第，被六甲同學公開取笑為"人渣"，我內心為這種奚落行為 (bullying) 感到氣憤。
無論如何，我沒有失去自尊自覺。不是出自酸葡萄的心理，我當時便看出會考過份強調記憶（rote learning)，不着重個人興趣、理解、好奇心、想像力、獨立思考、批判思維 (critical thinking)，不是求知的正途。從多年來的數據知道，那些會考狀元們日後多數成為循規蹈距的專業人士，例如政府公務員、醫生、博士和教授；但是國際知名的科學家和文學家有多少個是香港中學會考狀元呢？
管見以為，會考是港英高等華人因襲科舉制度的新瓶舊酒；科舉製造了無數手無縛雞之力、足不出戶、只會背誦線裝書和寫八股文、對西方工業革命、科技工藝、文藝復興一無所知的秀才書生和士大夫，這些人做不出堅船利砲、保家衛國，會考狀元們也可作如是觀。
回頭再說筆者念小六乙時的張倬文班主任。他負責教我們的國文課，有一次提及唐宋八大家，張班主任要在黑板上寫出八大家的名字，可是寫了七個名字便抱歉記不起第八個，我習慣到大道中中華書店揩書油、看雜書，一眼看出他漏掉"曾鞏"，很令張師激賞。
畢業後，我到半山柏道顯理中學念中一，張師是知道的。有一次在街道上碰到，他溫言囑咐："努力讀好書，我推薦你去培正。" 可惜筆者在升上中二前的暑假開始生病，中二大考前輟學，沒有福份享受張師的關懷和推薦。
後來筆者在香港十里洋場常聽到 "冇會考，唔得"的老話，內心總是憤憤不平。例如有一次和詩人、作家李國威的太太何露露談及師範學院的入學條件，師範出身的何露露回說："冇會考，唔得。"
我在積極籌備來美時，朋友們都說："冇會考，領事唔會簽證。" 結果，領事看到我出示的美國大學通知後，馬上發給簽證。
迷信會考的香港人似乎不知道：在十里洋場之外，會考完全不是那麼神通廣大。同時，僵硬的文理分科制度實在不利青年人向多方面發展所長。[10] 例如筆者在小學和中學的成績老早被老師定位為文科生，但是筆者來美後主修化學，數學念到微分方程，曾在IBM San Jose Research Lab 和 Dow Chemical Central Research 工作；後來念電腦科學，從事聯邦政府網絡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這樣的 careers 在香港制度下根本不可思議。
記憶中印象深刻的教師還有教英文的曹思樑老師，我們稱呼他為曹 Sir. 曹師身高肥大，上課時習慣帶着一枝藤條，我們犯錯時他便走過來，用藤條輕輕的在犯錯的同學左右耳分別"刮"一下。我被刮的一次是曹師在提及 Cambridge 時說中文譯名是"金橋"，我插咀說"劍橋"。曹師雙手插腰、像老虎一樣盯著我，說："我話金橋就係金橋。" 總的說來，曹師給我們印象良好，我在聖保羅堂領洗時（由彭榮昌牧師主持），曹師和林主任是我的贊助者。曹師的哥哥曹思晃曽任聖保羅堂主任牧師，1960年去世時，林主任親自挑選班代表出席哀思崇拜。
鄭立基老師的代課值得一提。鄭師似乎是林主任的助手，而非任何一班的主任。如果我們遇到某教師缺席，鄭師便來代課。他的見識廣泛、說話風趣，代課時不理會課本內容，而是鼓勵我們天南地北的發問。他有一次說："我住喺［西營盤］水街，我好水皮。" 惹得哄堂大笑。鄭師代課的另一拿手好戲是和我們玩猜字迷遊戲，例如 ：沉靜的黑狗是什麼字。(答：默。)
筆者在基恩下午校的最後兩年下學期終結前幾天，都喜歡看到鄭師把腦袋探進課室來，要求授課老師讓我隨他走， 意味着我是全班第一名，隨著鄭師練習上台領獎的儀式。
就讀基恩期間，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提早離家，在午校未開門前先到附近雪廠街的美國圖書館看書，在圖書館樓下的電影室觀看美國新聞總署製作的紀錄片。JFK 的就職演說就是那時看到的。其時當然預料不到，不足20年之後，筆者居然入籍美國，而且成為美國政府僱員。
當筆者看著五十六年前的小學畢業照片，萬千感慨之一是：我們這一群小毛頭何等幸運！1959-61年，北面的神州大地民不聊生、餓殍遍野，而我們這一群小鬼在沒有政治干擾的環境內卻可以快樂地、豐衣足食地讀書、生活、成長。
謝謝麥洛新兄的建議和提供寶貴資料，筆者不自量力草寫此文紀誌基恩小學下午校開辦六十週年，同時也是拋磚引玉，希望為基恩母校保存早年歷史，並且聯絡上昔日的老師、同學，以便彼此分享各人的珍貴回憶。
後記1：基恩小學已遷往荷里活道109號，原址在1960年代是荷里活道官立小學。我從大道西11號故居步行到基恩上學，經水坑口斜坡步上荷里活道，然後沿著荷里活道向東走，必定經過荷里活道官立小學。那時官立學校限收有香港出生紙的學生，而像筆者沒有出生紙的人則被拒諸門外。事後證明，這種建基於歧視的安排對教育素質並無好處。
筆者訪問了基恩的網站，找不到校史和早年校友的信息。可嘆！
後記2：本文的節本曾由麥洛新兄請石鏡泉先生刊登在香港經濟日報2017.6.10-11.頁B4。謹向二位先生致謝。
________________
[1] 該地點在1889年前是孫中山就讀的香港官立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前身）舊址，中央書院遷往鴨巴甸街後，該址改為庇理羅士女校，1957年新建荷里活道官立小學。
[2] 原名”霍約瑟會督紀念堂”。參閱顧大慶著：《崇基早期校園建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11。值得注意: 顧書中的霍約瑟紀念堂建築設計圖(pp.100-101,74,52) 是南北向，正門面西；今天的莫慶堯樓面東。有趣的巧恰：此樓建築師徐敬直於1930年畢業自密西根大學，在該樓任教五年的杜祖貽老師則從1967年開始在密西根大學任教，直至榮休。又：在該樓念五、六年級的麥洛新兄後來畢業自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風水乎？巧恰乎？聊博一粲。
[3] 崇基學院遷往馬料水時，沒有拆走懸掛於校舍外牆的蓮花十字校徽，至今仍見。
[4] 據麥洛新兄見告，頂層原為龐德明牧師住宅。
[5] 我被音樂老師起花名不算一回事，但是我偶然在高佻女同學面前提及”長頸鹿”三字卻幾乎被記大過。
[3] 崇基學院遷往馬料水時，沒有拆走懸掛於校舍外牆的蓮花十字校徽，至今仍見。
[4] 據麥洛新兄見告，頂層原為龐德明牧師住宅。
[5] 我被音樂老師起花名不算一回事，但是我偶然在高佻女同學面前提及”長頸鹿”三字卻幾乎被記大過。
[6]2004年，小兒在北京生活四年後回美團聚，在幼兒班上也體驗過相似的委屈，因為他吃午餐像東方人一樣雪雪作響，旁邊的女生向教師投訴 "He kissed me." 教師批評他，又寫字條向家長投訴。經我具體解釋後才澄清誤會。這個誤會嚴重傷害小兒自尊，我們懂得不可在他面前舊事重提。
[7] 過份重視書法對小學生實在很不公平。書法好壞和小孩的 fine motor development (細部肌肉骨骼發育) 有關，而 motor development 和身裁高矮肥瘦一樣，并沒有一致性。學生寫得一手漂亮書法固然可喜可賀，但是教師不應該以"鬼畫符"來貶抑小孩子的自尊自信。作家 Peter Hessler 的手寫字屬於"鬼畫符"一類，但是他成為《紐約客》特約記者，著作獲奨纍纍 。筆者小兒的手寫字糟透了，不過看到他的工程項目在 Science Olympiad 獲獎而豪氣干雲，他的鬼畫符又算什麼？
[8] 幾年前，筆者聽到家人投訴鄰居二兄弟之一的頑劣行為，我便仗義為他申辯："很可能是因為他太聰明，大腦活動過份。"果然，二兄弟中的行為中規中矩的哥哥成績平庸，而惡名昭彰的弟弟則成績特優。我無意為頑劣品行申辯，事實上，很多名人(筆者不在其中)在幼童時期都是惡名昭彰的頑童。
[9] 1975年冬，華僑日報有電訊翻譯空缺一個，我和十多人應考。日間是聖士提反中學校長、晚上兼任華僑日報翻譯主任的張榮岳牧師取錄了我，可能是因為我事先寫信給張牧師，說我在基恩畢業，在學校操場和聖保羅堂多次看到他為何明華會督擔任翻譯。
[10] 於梨華念台大時，英文系教授趙麗蓮認為她不夠資格主修英文，把於踢到史學系。於梨華來美念英美文學碩士，小說創作獲獎。試問趙教授有何英文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