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架上有《只有今生》一小書，著者李國威(1948-1993)，是我來美前（1974-75）比較密切來往的文藝青年。無論是新詩、散文、小說，他都能寫。英文水平也不錯，博覽文學名著，又在報館擔任電訊翻譯。
我認識他的原因是我當時在中環國際公共關係公司(IPR, 今天《財富》月刊中文版的前身)擔任科技翻譯工作，公司創辦《歐洲工業導報》和《美國工業導報》，工作量激增，我原來負責的《現代德國》月刊(客戶是西德總領事館)無暇應付，經朋友介紹李來幫忙，非全職，但可以預付稿費。他譯得又好又快，為人豪爽，共同相識的朋友不少，對很多事物亦有相同興趣，於是跟他來往更加密切。李妻何露露是小學教師，臉上常戴笑容，和氣友善。何露露的姐姐曾邀請我去她家晚飯，說她也是教書的，"越教越水皮。"我跟何露露的二弟萬淇尤其談得來。萬淇當時是中學生，但是聰明伶俐，愛讀課外書刊。（《只有今生》記錄李在1977年和1989年二度到紐約探親，多次提到在新澤西州從事電腦工作的"保羅舅父"，應該就是何萬淇。時光似箭，萬淇今天應在60歲左右。）
和李國威認識後不久，IPR 老闆發神經，把筆者和幾位同事辭退，李國威知道了，說何露露母親和弟弟們已搬到大埔鄉間李家附近，何母在黃大仙的單位空置，我可以去暫住。如此，我和李、何來往更密切；他們可以自由出入黃大仙的單位，我則常去大埔探望他們。
印象中，李國威才華橫溢， 識見超俗，平易近人。朋友們都記得他煙酒不絕，何露露常笑著把他吊在咀角的香煙拿掉。 他出身寒微，念中學時，一家九口住在深水埗一幢木樓內一百餘平方呎的木房。（對於今天和妻子住在三千多平方呎內的筆者來說，真是不可思議。）據黎則奮說，李出身自華仁書院，和李明堃（港大學士、中大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同班，因為對考試制度反感而主動放棄參加中學會考，不念大學，倚靠一枝筆桿在香港文化界打天下，居然打出名堂來，廣受讀者和朋友愛戴。
為了平衡人煙稠密的城市生活，他和何露露住在鄉下。《只有今生》書中提及他們在青山、長洲的生活，是在我和他們認識的前後。我暫住在黃大仙時，去鄉下探訪他們，似乎是在大埔或沙田。可惜來去匆匆，沒有記下細節或拍照留念。（只記得有一次，我在何露露母親的鄉下家和何媽媽聊天，正值晚飯時份，何媽媽看到李國威和何露露向他們位於附近的住屋走去，又招手又大喊，叫他們來吃飯，但是李、何揮手拒絕。何媽媽大感失望，當着我面前大哭，埋怨自己不懂廚藝，李、何不喜歡吃她炒的菜。何家牆上掛有一大幅國民黨軍官的遺照，可能是何媽媽的遺夫。）
無論如何，當時孤家寡人的筆者一直認為那段時間充溢著溫暖的友情，親切愉快， 甚可珍惜。
在黃大仙住了幾個月，我便搬到西環卑路乍街居住，直至1976年8月來美。那段期間，何萬淇還常來西環找我聊天。
意料不到，筆者離港前夕，有人轉告，說李、何夫婦抱怨筆者對萬淇有不良影響。我聽了，感到驚愕和失望，加上其他負面因素，決心破釜沉舟，一去不返，不再和香港文化界來往。
不過，午夜夢回，和李國威、何露露夫婦交往、他倆在鄕間合騎一輛單車的快樂時光，依然間歇地重現心頭。驚悉李在1993年早逝，我發電郵給李的摯友也斯（梁秉鈞），詢問何露露和何萬淇的下落。也斯回覆說，只知道露露和一名南非華僑再婚，沒有其他消息。他還希望我在美國和何萬淇取得聯繫。
1980-1990 年代有幾個早逝的香港青年精英，例如詩人溫健騮、黃載生(海楓, 文船山)、陳毓祥。應該加上李國威。真是可惜名士煙酒不絕，傷害健康，導致英年早逝，令人握腕。
附錄
也斯: 怀念国威
李国威在一九九三年初离开我们,留下两本散文集《只有今生》和《犹在今生》。这两本书主要收集他九〇年代初期在《星晚周刊》的专栏文字,大家正在欣赏书中的才情和感性,作者却得病进院,病情反复,连绵数月,终告不治逝世。
李国威留下不少未结集的文字,我们整理他多年遗作出版,在私人角度看是为一位我们怀念的朋友整理散失的文章留为纪念;从宏观的角度看,亦有助我们理解香港作者从七〇年代初开始,如何融汇消化现代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从事散文创作、文艺赏析、编辑书刊,社会采访与新闻报道种种方面的才华。
李国威在六〇年代后期开始创作,最先投稿《公教报·文坛》,中学毕业以后,自己读书进修之余,亦从“创建”师友游,在《中国学生周报》和《盘古》发表诗文。我们现在回看他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在《香港时报》的“鱼网集”专栏,以及一九七〇年开始在《中国学生周报》执笔的“鱼眼集”专栏, 可见作者谈文说艺,也是对人生某些素质的朦胧追寻;从介绍到评论,也是从众人的说法里逐渐探觅自己的看法。英文中学的训练帮助他阅读和翻译外文书籍,不完全认同民族主义者比较排他的口味,阅读外国文学有助他扩阔眼界。像那一代受《中国学生周报》影响的朋友,他也对电影发生过兴趣,但他心中的理想恐怕还是詹姆士·雅基书信那种有艺术敏感有文采的借题发挥之作。他用情最深着墨最多的还是现代诗,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叶图申科、塞弗里斯、奥登、狄伦·托马斯、史班德、贾莱尔,到拉金、休斯、多恩、普拉斯等,始终是他反复吟诵的诗人。
七〇年代是国威的成熟期,从离家到长洲到在青山居住,由恋爱结婚而至女儿诞生,他最成熟的情诗如《昙花》和《我可以这样》也大半写在这个时期。从自由投稿人变成进报馆从事翻译工作,也曾一度当过编辑,挣扎于责任和理想之间;从自我抒发的诗和散文开始,他也逐步试写小说、翻译、评论,为杂志采访各行各业的人物;本来是个浪漫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传媒中一个专业的新闻编辑了。
他给我们留下的“有感有思”的散文,依稀为我们勾勒出这时期生活的一些轮廓。七〇年代初回乡,半带关切半带好奇,也是我们一代人的经验,李国威以他独有的温情,以及微带自嘲的现代反讽,细腻地写出了认同之余的距离。成家以后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的情况,他在一九八四、八五年《快报》“五方集”的专栏里留下一连串鲜明的素描。那时他从事新闻工作已有一段时日,对工作驾轻就熟,与同事合作愉快,也从新闻编辑中找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从他这辑散文中,见到他欣赏的人物,都是有个性有才情的人,既把工作做好,又有几分生活的豪情,也跟作者自己的个性有几分相似了。
可惜好景不常,过了不久,由于人事和健康的关系,他终于不得不离开喜欢的新闻工作,转调到电视台属下的博益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对于这工作,他起初大概也有点担忧和沮丧,但后来做下去,也证明他始终敬业乐业,从限制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一份需要兼顾与妥协的工作中带入了创意、赋予它新的尊严。
他在博益,除了继续出版畅销的流行小说及与电视台有关的各种生活与娱乐书籍,亦想做一点什么。那阶段我刚从美回港,不只一次,我们在闲谈中赞赏那些有眼光有心意的出版人之际,亦同时讨论在目前香港的商业限制之下可以做什么。我觉得不妨留意大陆和台湾的作者,也可以肯定香港的声音,尝试出版既有可读性,也有新尝试的作品。我们的讨论也有了结果,他在八〇年代中开始推出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如张辛欣和黄裳,台湾作家如李昂,香港作家如颜纯钩等的新作。《号外》第一代作家写香港较有新意的城市系列,在译介外国作品方面亦在流行之余带入更多不同类型的生活与知识性的品种。国威的妹妹在美国一家大出版社工作,常给他寄来外国新书、书评杂志和出版人传记。除了扩阔品种以外,也想在习见的专栏结集中找一点新意。黄碧云、邵国华、艾黛诸位第一本比较清新的作品是博益最先试出的,村上春树也是我们闲谈讨论中提出来的名字。如果我们回看他一九六九年散文中对《纯文学》访问三苏似乎颇有疑虑,那么二十年后这位耿介的年轻作者和整个香港文坛恐怕都不得不在种种磨练底下变得更成熟更包容,一方面自觉在整个商业取向的社会中无法唱高调,但另一方面亦未必就彻底媚俗,仍然想在大众文化中发展多元以及较有意思的类别。
最好的例子见诸他积极推动及策划《博益月刊》的出版,这亦是尝试雅俗共存的文艺刊物;配合刊物的出版,亦办过小说比赛。可惜刊物只出了十多期,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夏天以后结束了。整体上基本遵照出版社固有的路线,李国威并没有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他只是踏实地作一些试探,真去做一些雅俗共存的实践,因而也曾打开空间,为其他人带来机会,现在回顾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头巾气,爱读侦探小说,在《明报》翻译《教父》的原著或在文艺园地译诗,都同样讲究文采。在出版方面,也认真对待种花、养狗、烹饪的书本。以我亲历的经验来说,他对一本书的出版,从策划到内容分辑,到封面包装、作者介绍,都亲力亲为,或提出意见,务求做到最好。在他身上,你会见到一个尊重文字和内容、尊重书本素质的编者。这编辑的经验,其中的准则与分寸,也是七〇年代开始,逐步从实践中累积回来的。在编辑之余,他亦写下不少前言后语、访问记事、辩析问题的文字。
李国威另一方面的发展,是他对新闻工作的兴趣,令他写下生动的专题采访文字。文学工作者对广泛的人生百态有兴趣,采访是去了解另一个生命、另一种行业或另一个阶层的好方法。《中国学生周报》和《大拇指》等的采访带着年轻人的自发与好奇,《南北极》这种杂志有更多专业的要求,但无疑这些练习,都帮助易感的诗人从自我出来,认识别人,扩阔了自己的世界观。李国威作为文艺报刊的编辑,有时也自己访问文艺界人士,写下评论感想。但更特别的是也写作了从渔民到富商、从佳视到赌王的一些专题报道。其中有些可能是新闻工作需要,有些却显然是作者自己的爱好。比方胡国雄就是国威最喜欢的足球明星,他也曾购票请我们去欣赏胡的脚法。执笔访问他的偶像,当然是赏心乐事了。
《南北极》时期写得最好的报道我想是《廖秉汉生前死后》,以文学笔法,写新加入警署的中大学生廖秉汉离奇堕楼死亡事件,作者重临现场,细致描写,又结合采访得来的种种资料,交错组织,把疑问层层引申,指向司法和执法的机构,其中有打抱不平的正义感,亦有文学的细腻和意在言外的含蓄,实在是报告文学的代表作。李国威的报道并不是没有主观成分,但做得好的时候,像在写廖秉汉一文中,读者看到作者的是非之心,亦有生动的细节和充裕的举例,层层剥露,辗转把读者引回事发的现场,令大家重新思考,有所关怀。
过去不少人说大陆和台湾都有报告文学,唯独香港没有,其实像李国威所写这样的作品还是有的。在传媒日趋煽情和写作日趋功利的今天,重读当日这篇文字,实在另有一番滋味。这篇文字颇有小说笔法,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是李国威的两种所爱,他在作品中也连结两者,除了报告文学有文学手法以外,文集中选刊的两篇小说亦有新闻题材。
七〇年代的作者,一般家境不见得富裕,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也不容易,所以往往自学进修,或通过新闻或社会工作扩阔自己的眼界。他们未必有很多机会读书,发表或出版,但自己经历艰难,也愿意从事翻译介绍新知,从事编辑报刊开辟园地、写作评论以鼓励或批评,希望有更合理的空间可供大家舒展。我常常觉得国威是七〇年代的作者,包括他比较浪漫和理想的人生观、比较耿介和率性的人生态度。但我亦同时更正自己说其实国威亦活过了充满剧变的八〇年代,甚至九〇年代的开头几年,他逐步开展了自己的世界,亦尝试作出调整,也用逐渐成熟了的文字好似预知地在《只有今生》中为自己的一生点染了基本的色调。
看完了感性的文字,我们可以在他另外这些报道和杂文中看到他整体发展的过程,感性以外的知性一面,除了自我观照以外也有观察世界流露的见识、体察众生流露的人情。
九〇年代是他最成熟的年代,也最可惜他在此时离我们而去,有些未说完的话我们再也听不到了。二十多年前年轻作者在执笔没多久就提到了死亡,引诗说:
一位可爱的朋友离我们而去了,
我们热爱的声音消逝了,
可是信心和记忆仍旧引导我们前进,/他是活着的;
他没有死。
他终其一生屡次引用戴望舒的句子:
这些好东西都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仍可以再一次回响为他的文集作结。
《李国威文集》的编成,有赖青文书屋出版人的支持、“文化视野丛书”编辑部几位年轻编辑费心整理、资料搜集员翻寻旧报刊,亦得到海外和香港国威不少朋友、国威遣孀露露和女儿有思的支持和关心。我想我们都觉得国威诗文令我们想起那些不会消失的好东西,我们的朋友活在我们的怀念中,仍会继续通过他的文字与我们说话。
一九九六年七月八日, 序《李国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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